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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海少女”的三十年：没有一个人觉得年轻更好
学校里有140多间琴房。一间琴房只容得下一架立式钢琴和一个单人琴凳。音乐生一周要打卡练琴18个小时，否则会被扣助学金。早晨7点琴房开门，中午午休，傍晚6点合唱排练结束，校园里回荡此起彼伏的钢琴声。“学艺术的小姑娘都是不服输的，除非能让人心服口服。” 吴琼说。她性格干脆，大大咧咧。
上学时，她们几乎没有娱乐时间。吴琼回忆，声乐、乐理、钢琴等专业课程都是小班授课，五六个学生一组，跟随不同的专业课老师。
声乐、钢琴考核被安排在剧场。老师和同学坐在台下，学生依次上台钢琴独奏，或有伴奏老师，独自上台唱歌，气氛紧张严肃。
罗彤家住学校附近，平时走读回家练琴。作为班上公认的“调皮大王”，她经常晚自习时，在同学的掩护下，带着零食、烧烤溜进琴房聊天。父母离异早，她又是独生子女。从小渴望有兄弟姐妹，便喜欢和同学待在一起。
在她创办的制作公司见到她时，她穿着一袭红裙，顶着一头金色大波浪，和她少女时期一样张扬、耀眼。她记得，在疯狂的少女时代，曾旷课去看谭咏麟的演唱会，和歌迷们站在上海体育馆对面的华亭宾馆楼下，一首接一首唱偶像的歌。结果没等来谭咏麟，却把警察引来了。
1993年7月，她们从上海坐绿皮火车到北京参加“中国国际音乐节”。在开幕式上演唱了《采茶舞曲》,闭幕式上举行了独家专场演出。
合唱团指挥曹丁的大学同学、歌手崔健去了后台，姑娘们把崔健拉到人群中间，罗彤带头唱起他的代表作《一无所有》。相片里，崔健一脸害羞，姑娘们张牙舞爪地冲镜头招手。
1993年夏天，上海少女合唱团和崔健合影。
当年麦当劳还没有进入上海。带队老师请客，在北京，姑娘们一人一个汉堡和一杯香芋奶昔。吴琼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喝奶昔，没想到牛奶能这么好喝。
1993年夏天，上海少女合唱团在北京演出结束后，第一次吃麦当劳。
那年盛夏，她们在北京最后的活动是和其他参赛队伍一起爬长城，和匈牙利合唱团在长城上对歌。再从大连坐船返回上海， 她们在甲板上唱歌，在船舱里唱歌。两天三夜，姑娘们挤睡在船上影视厅的躺椅上，每个人肚脐都贴着晕船药。
直到现在，见面时，她们逮到机会就唱起来。自然地进入在合唱团时的声部，在音乐里拾起共鸣。
1993年8月，她们在上海商城举行为期三天的告别演出。往后，将各自去往被分配的小学报道，当音乐老师。那一晚，吴琼和同学在云南南路美食街畅聊到深夜。静谧的夜里，她骑自行车穿过梧桐树掩映的街巷，母亲站在阳台上望见她高声嚷嚷。因为回家太晚，母亲担心，甚至还去派出所打听过当晚的交通事故名单。
吴琼说，那晚她只顾着开心，没掉一滴眼泪。她觉得很多人都留在上海，随时随地能见面。但毕业后的30年，大型的同学聚会只办过两次。
如今，吴琼和丈夫搬到加拿大儿子工作的城市生活。她英语不好，在粤语报纸上看到当地教会学校开设英语培训班，便报名从基础班学起。
节假日，她是唱诗班活动的主力，既帮忙排练合唱，又担任钢琴伴奏。吴琼笑盈盈地说，少女时的训练早就形成肌肉记忆，拿到谱子就能弹。
林放是罗彤的同桌，也是班长。在《上海少女》中，她和罗彤一块儿坐轮渡，再转公交车回到母校四平路421弄的旧址。那里已经变成年久陈旧的居民小区，有老人还记得这群学音乐的姑娘。
她俩挽着手臂，重走上学时的路。林放家住周浦镇，每周回家一趟，她要先坐55路到外滩上船，再在十六铺码头下船，坐一个多小时公交，天黑透了才能到家。“当时轮渡有棚顶，四周都是护栏，一起坐船的还有活鸡活鸭。”林放说。
